外賣員權益關注組
疫情促使新常態出現，其中一種就是「叫外賣」。可是，外賣員並未分享到行業發展的成果，反而受到剝削，不滿和憤怒不斷累積。去年11月，香港foodpanda外賣員忍無可忍，發動大罷工，是香港少有的，涉及整個行業的大規模罷工。
罷工當時職工盟剛解散，有媒體形容foodpanda是｢後工會時代｣、｢沒有大台(核心領導)｣的罷工，完全是員工自發。言下之意，即是沒有工會，不用做組織工作，只要時晨到了，大家就會突然暴走，罷工就會發生。
那麼，將來爭取勞工權益的模式將會是如何？
外賣員工業行動的源流
｢後工會時代｣、｢沒有大台｣的觀點，特別在香港，迎合了很多人的想法，認為在互聯網時代，個人掘起，一切社會組織去中心化，而社會事件也因為互聯網資訊的影響而偶發出現，根本難以預測，既然如此，就不要搞組織群眾的工作，更不要建構團體，大家只要在網路上交流訊資，提出意見和方案，再加一點帶有情緒的評論，就可以發動重大的歷史事件。
互聯網對人類社會的確有翻天覆地的影響，但世事並不是一刀切的｢沒有大台｣，而看似自發的群眾事件，也不可能脫離客觀的社會環境而出現，這次foodpanda罷工也是一樣，背後是有歷史源流，及所謂｢大台｣的因素，並非如下雨一樣，自然的發生。否則，罷工的規模沒不會這麼大，也沒有這些成果。
2021年foodpanda罷工不是並第一次，2020年已發生過，業內另一大公司Deliveroo也是在同一年罷工，加上偶爾出現的其他小罷工。這幾次罷工有沒有直接的承繼及發展關係？可以說沒有，因為每一次的動員網絡及談判代表都完全不一樣。但是在以前發生的罷工廣為外賣員所知，罷工早已成了可以參考的抗爭模式。很多外賣員也會指出之前罷工的問題，會汲取教訓，懂得改善。去年foodpanda罷工的其中一位外賣員代表說：｢我們這次罷工之所以爭取到成果，正是因為我們不會犯上之前的錯誤，我們有充份的談判準備，有嚴謹的文書工作，跟之前完全不同。｣廣義來說，每次罷工，以至其他形式的工業行動，也是承先啟後。
網絡式的｢台｣
說到這裡，要提到被稱為｢大台｣的工會。其實，「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介入了每次的外賣員罷工，工會派出的幹事多數都得到工人談判團的信任，成為談判團成員的一份子，在這次foodpanda罷工也不例外。當我們跟工人代表回顧罷工的成功因素，他們都會指出，工會派出的幹事提供重要的策略意見，幫忙聯絡媒體；「外賣員權益關注組」則協助宣傳及其他文書工作，都非常之重要。事實上，我們「關注組」真的看中了積極的外賣員，請他們走在一塊，協助他們組成談判團。在罷工期間，工人代表、 工會、關注組，這三方組成了一個 ｢台｣，這個｢台｣有兩大工作：一. 動員罷工，二. 與公司進行談判，即是說｢台｣影響了罷工的規模，也決定了談判團工作的質素，直接影響談判的結果。我們要承認這個事實，不能否定｢台｣的價值和地位，只是我們這個｢台｣並不是很有控制力的所謂｢大台｣，而是一個網絡式的｢台｣，我們姑且稱之為｢網絡台｣。
就foodpanda罷工來說，我們這｢網絡台｣的成員(工人代表、工會、關注組)只有橫向，而沒有上下從屬的關係，也沒有必然的責任承諾，大家就是憑信任、價值觀、使命感和特定的目標走在一起。
推進罷工，就是以｢網絡台｣為中心，向工人群眾傳遞訊息和號召行動。由於這個｢台｣與工人互相之間也沒有上下從屬的關係，所以工人群眾不是「聽從」上面下來的指令，而是自己思考是否響應｢網絡台｣的行動號召。｢網絡台｣也從工人群眾的反應，得知其號召和建議是否符合大多數外賣員的意願，再進行策略調整。
我們的｢網絡台｣是與公司談判的單位，代表著整體外賣員，這是必須承擔的身份，同時也號召整體外賣員進行罷工。雖然如此，但我們絕不能以「大台」自居，這不是謙虛與否，因為我們知道各地區外賣員群體，早已組成了很多不同形式的｢台｣，它們是外賣員為了互助和維繫感情而形成的聯繫網，日常的主要活動就是在網上交流有關工作的資訊，有些｢台｣則不時舉行聯誼活動。有些｢台｣更發動過小型罷工，及集體杯葛表現不良的餐廳，不給他們送餐。在罷工時，這些地區上的｢台｣就往往成為一方的抗爭力量。罷工期間，我們努力聯絡它們，建立聯繫，向它們作出號召和提供消息。我們姑且稱為｢統籌台｣和｢地區台｣之間的關係。
有趣的是，一些｢地區台｣也同時在尋找誰是罷工的行動指揮？以為｢統籌台｣是上級，殊不知它根本沒有權力。｢統籌台｣只有我們一個，但香港各地區到底有多少個｢地區台｣？它們在罷工時擔任了什麼角色？發生了什麼故事？我們還在探索中。
在罷工期間，台與台之間，外賣員與台之間，外賣員與外賣員之間，編織成一個大網絡。罷工持續了幾天，就是這個大網絡最活躍的時候。罷工完了，我們要繼續編織這個大網絡，尋找和聯絡更多的｢地區台｣，組織更多的外賣員參予其中。大網絡要越編織越大，編成的部份也得加以琢磨。
｢平台｣式工會
｢平台｣式工會是指工會採取的架構形式和組織方法，也就是接近上面談過的｢網絡台｣和網絡化的組織形態。國際上活躍於外賣業的，很多都是新興的｢平台｣式小型工會，而傳統的老牌大工會似乎較少參與，很可能與工會的形態和所選取的發展方向有關。
傳統上，工會是合資格成員所構成的科層機制，有會員和選舉產生的領袖(工會理事)，以權利、義務、共同的目標和立場，維繫會員之間的關係，令工會具有代表性，這是被稱為「大台」的組織模式。工會會員責任上要繳交工會年費，依規章辦事，參加工會會議，處理工會事務。
相較另一類型，俗稱為「平台」的組織模式，在網上盛行，就是在當下有共同目標和立場的人們，建立互相沒有從屬關係，沒有強烈責任約束的簡易架構或聯繫網。平台的參與者之間有一定共識，但不強調規章，參與和退出平台亦比較寬鬆，有彈性。
「平台」和「大台」是不同的組織形式，兩者並沒有先天性的優劣差異，分別只在於因時制宜，把那種組織形式用於最適當的場合。
由於外賣業的行業特性，外賣員的日常工作生活處於網絡化的狀態，甚至外賣員自我的身份認定也往往游移在受僱和自僱之間，網絡化的組織形態應當與之契合。那麼，多個國家的新興小型工會採取「平台」組織模式，簡化科層機制和行政程序，放權給地區組織點，靈活地處理工會事務，以至降低工人參加工會活動的門檻，實在不難理解，而且應當大力推行。
有人批評按傳統工會的科層機制，處理職場事務要層層上傳，待工會理事討論及作出決定，再層層下傳，實在過於繁複，缺乏效率。本來，這是民主代議制的基本程序，必須遵從，但若果做得繁瑣和僵化，甚至忽略了一些重要的議題，就當然要改善。各國的傳統老牌大工會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和資源，希望它們可以和新興的小型工會多合作，在「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和「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勞工事務上有更多參與。
香港的外賣員工會並未成立，罷工之後，工人代表和眾多外賣員對於如何理解工會，還有很多需要思考的地方，大致就是：成立工會，當然是好事，至於大家如何投入參與，還需要討論。這不代表外賣員們，特別是工人代表們不積極，大家的組織工作和爭取權益的工作不斷進行。工會是工人運動的載體，香港的外賣員對這個載體還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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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外賣員權益關注組
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屬下的勞工小組，我們致力於與全香港的外賣員一齊爭取權益。
我們的工作包括：
個案：為有需要的外賣員提供咨詢及支援（工傷、交通意外、終止合同等）
行動：團結外賣員爭取勞動權益
倡議：推動政府、外賣平台保障勞動權益，政策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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