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寶霖先生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會長
高度累積的徵稅、工會化及民主化，是削減不民主化的重要途徑。[1]
〔美〕沃爾瑪•沙伊德爾
無論用怎樣的權力，都不能撲滅這個運動。[2]
〔日〕平野義太郎
前言
2019年春季，隨着「反送中運動」的開展，一場新工會運動在香港開始發芽，為沉寂的香港工運打開了新局面（Au Loong Yu,2020、Ibrahim and Lam, 2020、《工盟團結報》，2002）。本文探討新工會運動所帶來的有關勞工法規問題，如工會與罷工、工會登記和集體談判等，特別是涉及《職工會條例》（第三三二章，1948年）的種種規限，供大家作進一步思考及提出意見，為工運進一步發展而舖路。
工會登記
工會是一個勞工自治團體，但在香港則要事先得到職工會登記局的批准，才可以公開活動，否則會視為「非法團體」。一般而言，我們會以一個地方有無實質的「勞動三權」，來衡量當地的勞工有無地位及保障。勞動三權中的第一權就是「組織工會權」或「團結權」，其餘是「集體談判權」或「團體交涉權」和「罷工權」或「團體行動權」（林良榮，n.d.、林佳和，2014）。由於自治原則，及國際勞工公約（98號）的精神，所以不少國家都没有強制性的工會登記制度（如法國）。
香港人組織工會的自由，受到《基本法》、《人權法案條例》（第三八三章，1991年）的保障，及兩項國際人權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有關國際勞工公約──《組織權利和集體談判權利公約》（98號）及《結社自由與保護組織權利公約》（87號）的監督。表面上看來問題不大，但從歷史及實際操作層面來看，則不一樣。
首先過去港英政府一直對工會運動抱有戒心，尤其當年不少勞工團體與三合會是一體兩面，兼且與革命黨連線，故對它們實施打壓和禁制措施（梁寶龍，2017）。香港海員工會被兩次除牌是突出事件。到了1948年香港政府推出了《職工會與勞資糾紛爭議條例》，沿用了英國有關法例為藍本，企圖整頓香港的工會，收編為英式的「牛油麵包」工會（England & Rear, 1975）。
條例規定工會成立之後30天內，要向職工會登記局註冊，並附有由7位發起人聯署的一份章程。現時登記局備有一份模範章程（會章）供申請人參考，如果照抄就會很容易過關，取得工會登記（司徒華，2011）。根據法例定義，工會是主要用來協調勞資關係或勞勞關係，或僱主與僱主間的關係（第二條）的組合，這是英國傳統對工會（trade union）的定義，包括了勞資雙方，與只涉及勞方組織的工會（labour union）（如美國）不同。也因為如此，職工會登記局的年報將本港職工會分為三大類，其一是由勞方組成的僱員工會，其二是由僱主組成的商會，其三是由勞資雙方組成的混合工會。（見下表）
表1/ 已登記職工會數目（括號內是會員人數）
出處：香港職工會登記局《香港職工會統計年報2018》、新聞處《香港年報2019》
由於時代變遷，很多商會改用有限公司或社團註冊，或一些古老行業因式微而自行解散，故其數目一直減少。同樣香港與世界經濟環境變化，由製造業為重轉變以服務業為重，僱員身份以零散工、自由職業者和假自僱、派遣工、「幽靈」勞工、不穏定勞工增加，令勞工組織化難上加難（劉陽，2013、葛雷及蘇利，2020、史坦丁，2019）。《職工會條例》將組織工會對像只限於同屬一個工種或產業，或行業或公司（企業）等。而排除社區工會這一類組成，也增加了註冊的難度。例如：有人想組織「師奶工會」，也因為没有以工資為主要收入，及因為没有「老闆」被拖延登記。今次新工會浪潮，有不少工會是歸入此類，例如香港自由工作者服務工會（籌委會）（「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2020.03.20、「工會脈膞」，2020.09）。
根據勞工福利司羅致光的網誌（2020年4月20日）說，至今年1月至3月份收到新工會的登記申請1,578宗，是2018年的一百倍；加上2019年11月至今年3月還未處理的申請，共有1,607宗。他認為以現有人手去處理，需時50年才能完成。
這個史無前例的現象，對工運分子來說的確是一個喜訊。但是，我們要注意三個情況，其一是質與量的問題，工會數目多了並不等於勞工力量強大，很多工會只代表了少數會員，例如公務員的文員可參加十個工會（不計部門工會）；其二是會員質素的問題，他們的階級意識如何，權利取向或福利為主的心態如何；其三是工會運動會否更加分化，山頭主義更加濃厚，與及黃色工會的出現，會破壞了工人大團結，這些都是有待時間來考驗。
過往有人批評「七人組織工會」，認為是政府用來破壞及分化工人團結的手段（周奕，2013）。但是如今，支持或反政府陣營的工會分子，都善用了這個「結社自由」的機制，去壯大自己的力量。電視台NOW的調查顯示，由去年6月至今年5月初，職工會登記局登記了230間工會，記者走訪了其中159間，發現其中不少是皮包工會。
皮包工會不是今天才出現。長期以來，香港工會普遍會員人數少，會費偏低（一般為每月10元或以下），不少工會是靠蛇齋餅糉來增加收入，難以擁有自己的會所和僱用職員，兼且香港地租貴，所以出現一個地址多間工會共享（所謂「掛單」）的情況。由於一個人可同時加入多個工會，所以呈報職工登記局的入會人數也有虛報，再加上工會有權參加立法會勞工組別選舉（3人），選特首選委（60人），以及勞工顧問委員會的勞方代表選舉（5人）等。凡此種種，造成工會數目偏多的現象。（「眾新聞」，2020.03.11、Turner，1980）
表2/以會員數目統計的職工會數目（2018年）
出處：香港職工會登記局《香港職工會統計年報2018》
平均來說，每間工會只有1,077人，會員人數在1,000人以下的工會有714間，佔全港工會總數八成以上，可見在一會一票制度下，他們的票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當中不少有人稱之為「殭屍工會」或「幽靈工會」至少有40間，如施耐德電氣職工會（6人），及僑港集賢起落貨職業工會（2人）等。合格會員人數不足7人的工會，還未被職工會登記局（2018年）取締（「惟工新聞」，2017.01.21、「東網」，2019.10.16）。
至於組織工會聯合會或合併，條例都設有限制。首先，要呈報職工會登記局或取得職工會登記局同意，其次，跨行業、工種等組織則不獲批准。早年有人想組織「公務員總工會」，就遇上困難，後來修改會員資格、名稱後才獲批准。現時的香港職工會聯盟、香港工會聯合聯、香港勞工社團聯會和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等工會聯合會，也礙於條例所限，用社團方式登記（周奕，2013）。
工會保障
成立工會可享有兩項重大保障，可以稱之為「特惠」（privilege），其一是職工會在「籌劃或深化勞資糾紛」中，因而引起的民事及侵權行為的訴訟，可享有豁免權。其二是職工會亦可享有豁免刑責權，因其行動目的具有限制行業作用而被當作非法行為，致使該職工會的會員就串謀罪被刑事檢控（《職工會條例》第40-43條）（Davis,2004）。
在傳統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下，個體勞工與老闆間的僱傭合約，應不受干擾，所謂「半斤八両」（平野義太郎，1930）。但當一群勞工「合謀」去爭取改善工資或工作條件時，或採取工業行動迫使老闆就範，就會被視為刑事共謀，破壞社會安寧，甚至老闆會就其損失向勞方提出民事訢訟。
長期以來，不少工業行動都是自發性的居多，而工會總是以救火隊角色作事後介入，與資方談判或幕後提供意見及支援。而且，根據會章，工會發起工業行動要徵得會員大會同意，會員不得擅自採取行動。所以，没有工會號召下進行工業行動，例如「野貓式罷工/閃電式罷工」（Wildcat /Lightning Strike Action），就容易惹上民事或刑事官非。
問題是，去年與今年大大小小的罷工，都或多或少涉及政治議題，而非純勞資糾紛為主，《職工會條例》的保障也難發揮作用。例如今年2月的醫護人員罷工及去年6月的社工罷工，怎樣才算歸為勞資糾紛，去年8月及11月的三罷又算不算呢！（社工總工會，2019.06.11，「眾新聞」2020.02.21）
常見的資方反工業行動方法有分化勞工（2007年紥鐵工潮、2013年碼頭工潮），僱用臨時工。另一個常見的資方反擊方法，就是針對工會活動分子來打擊，包括列入黑名單、調職、扣薪、開除或施加種種心理壓力，甚至僱用人事顧問「工會殺手」提供意見。過去例子有1983年地鐵工會和1986年精工錶工會被集體解僱，導致整個理事會斷層。個別的迫害幹事事件有九巴工會、房屋署屋宇理事員工會、大東電報局職員會、港龍航空工會和國泰航空機師工會及空中服務員工會等（葉蔚琳，2018、關笑華，2019）。
表面上資方會用堂而皇之的理由，如行為不儉，表現不佳和生意差等，來逃避被指控歧視職工會的責任。法律上工人從事工會活動，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僱傭條例》第四部分A），參加罷工也不能被解僱（《僱傭條例》第九條⑵），僱主不能迫勞工簽署「黃狗合約」（yellow-dog contract）等。特首及醫管局針對醫護人員的罷工，採取極端污名化的手法，及揚言對罷工者秋後算帳，是近期最惡劣的例子。
去年及今年，港府就「公務員必須中立及宣誓效忠」事件再引起風波。公務員工會批評此舉會妨礙工會自由及保障。台灣學者林佳和指出：「以忠誠義務之契約，法律關係之附隨義務的層次，意圖合理化禁止罷工，亦即限制或剝奪受僱者憲法基本權利的主張，顯然在法釋義學的規範結構中，難以得到比較強的說服力。」（林桂和，2014，第375頁）
遺憾的是，勞工處就歧視職工會的檢控，成功的只是極少數，如1999年UA戲院案例。而且礙於要勞工舉證（Burden of Proof），變得難上加難。勞工界曾要求將舉證責任倒置，歸於僱主一方，但至今未能立法。況且被開除的勞方，未有真正的復工權，最多只能獲多一點現金補償。這對工會運動來講，可謂雪上加霜。
《僱傭條例》由2018年10月19日起修訂，法庭可就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時，在僱員要求復職或再次聘用時，可作出復職或再次聘用令，無須事先得到僱主的同意（香港年報，2018）。這個修訂能否落實執行，我們拭目以待。
所以我們要爭取設立一套不公平解僱法例（如英國），與及不公平勞工措施（如美國），與及集體談判權，才可扭轉這個保障不足的局面（林良華等，2012、田思路，2019年）。
工業行動
工會發起的工業行動，通常有簽名行動、按章工作、怠工、罷工、靜坐 、佔領廠房、掛横額、貼大字報、示威和遊行等等（林桂和，2014）。現行的《職工會條例》對糾察和罷工都有所規範，其他勞工法例與工業行動有關的還有、《勞資關係條例》（1975年）和《僱傭條例》。但是由於這類行動會涉及公眾空間，所以工業行動又受到《公安條例》的制肘，嚴重的還涉及港區《國家安全法》第三章和《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第二四一章，1922年）等。在新冠疫情期間，政府用限聚令來打壓工運，如今年的五一勞動節遊行被迫取消。
表面上我們可享有罷工和集會權（《基本法》第27條，1990），與及受到《人權法案條例》（第十七章，1919年）及國際公約（《經社文公約》第8條）的保障。但是在實際操作上，我們卻發現其中阻礙多多。
首先，僱主可申請禁制令或閉廠，趕罷工者及其支持者離開工場，或指定地方（1973年太古船塢工潮、1985年南豐紗廠罷工、2013年碼頭罷工）。其次警方可動用公安條例，對工人遊行、集會、示威及用揚聲器等施加以限制（1970年大東工潮、2007年紮鐵工潮）。在港英時代，曾有不少工運分子被遞解出境，因為他們是「不受歡迎人物」，如1949年。港英時代一位警官表示：「此乃我們最好的王牌」（吳海傑，2020）。當年的工潮及工會經常受到政治部人員的監控，不算新鮮事件。
一般勞資糾紛，有「權利」和「利益」爭議之分，但也有「經濟」及「政治」鬥爭之分。香港勞工處將勞資糾紛（trade dispute）只局限在經濟鬥爭的類別（30人以上，政治鬥爭，如六七年的罷工，去年三罷及一天的罷工均不計算在內），根據《勞工處年報2018》或近年來的罷工和糾紛數字，如下：
表3/勞資關係科所處理勞資糾紛數目
出處：勞工處《勞工處年報2018》
由上述數目可以看得出，香港的勞資糾紛並不頻密，涉及人數相當低，罷工損失日數也是全球最低的地區之一。
香港的「經濟自由度」排名，25年來是世界第一，今年才跌到第二位（89.1分）（「立場報導」，2020.03.17、Heritage Foundation, 2020）。該報告一向被視為支持港府「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推手。此項由保守的美國傳統基金會所做的研究，經常將勞工權益放在極低位置，而重視營商自由和財政自由等。於是官方吹噓，香港勞資關係一貫融洽（勞工處年報2018）。但此說法卻漠視勞工力量在工場上、政治上及經濟上，對比極不平衡的情況（England , 1989）。
早期的香港法例，視勞工擅自終止僱傭合約（包括罷工）為刑事罪行。在省港大罷工（1925-1926年）之後推出的《非法罷工與閉廠條例》（第六十一章，1927年），企圖防止及懲治政治罷工，主要條文有三：
①將政治性罷工列為非法；
②禁止在勞資糾紛中任何人意圖及嘗試，向他人作出要脅及威嚇之行為；
③防止香港工會為海外任何工會及其他組織所操控，因而有損香港的安寧與穏定。
此外，該法例亦同時禁止任何野貓式罷工。罷工若進行糾察時，因而妨礙政府運作，或令重要的公共服務停頓，皆屬違法。法例取材自1926年英國大罷工後的《勞資糾紛與工會法》，其目的也是以鎮壓激進工運為主，與香港的立法目的不謀而合（Ng, 2015）。
這條惡法，直至1975年才被《勞資關係條例》（第五十五章，1975年）所取代。該條例增加了勞工處調解不成後的跟進工作或措施。行政長官在接獲勞工處長的報告後可採取：
①委任1至3位仲裁員，並在勞資雙方同意下進行聆訊，但所作出的裁決並無法律效力；
②委任1至多人組成的調查委員會處理，在限期內公開報告。
同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就極其特殊情況（如《非法罷工與閉廠條例》一樣），頒布30至60天的冷靜期，期間勞方不得發起、組織、促成或資助罷工，或工業行動等，無論是正式或非正式的。
條例由1975年訂立至今，尚未見引用冷靜期，或成立調查委員會，或仲裁的案例。至於公務員的糾紛，則交由公務員規例及既定程序處理（陳明銶等，1986）。至於歷史上唯一的仲裁案件（1950年牛奶工潮）成功地化解勞資糾紛，但與新例無關。
《職工會條例》第七部分專門處理糾察的問題，該條例指明糾察的主要目的，是和平地取得或傳遞訊息，或和平地勸說他人不工作。一旦出現擾亂社會安寧，即屬違法。例如：①使用暴力對待或恐嚇另一人或其妻女，或損害另一人的財產或；②持續地尾隨該另一人；③收藏或剝奪，或妨礙該另一人擁有的或使用的任何工具、衣服或其財產；④監視或包圍該另一人居住、工作、營業或所在地方或通道等。
凡此種種，令參與工業行動的工人或組織者，極易堕入法例的紅線。研究香港勞工的英國學者總結地說：香港工人的工業行動極受刑事條例的限制，及幾乎無民事法例的保障（England & Rear, 1975）。這個判斷到了今天仍然站得住腳。
集體談判
在草擬《基本法》期間，勞工界曾建議列入集體談判權制度，可惜在保守者反對下無功而回。回歸前（1997年6月26日）香港職工會聯盟李卓人的《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私人法案獲立法局通過。可是3個月後此例被臨時立法會否決，理由是「對特區政府運作造成障礙」，而特區政府在1997年10月29日正式中止這法例。工盟就此事向國際勞工組織投訴，而該組織下的結社自由委員會曾提出改正措施。「包括立法以鼓勵和推動工會，僱主及其相關組織之地位，自由和自願的集體談判。」（「獨立媒體」，2017.09.28.）
香港並無硬性規定企業必須承認工會，與及進行集體談判，而勞工處的解釋是集體談判屬於「自願性」源於國際勞工公約。但國際勞工局專家卻說，所謂自願性協商，是在過程中，任何一方均不能在受壓的情況下非自願地達成任何協議。（「眾新聞」，2017.09.29.、「獨立媒體」，2018.05.12.）
香港並無集體談判的統計數據，有人估計只有5%的勞動人口受惠於集體談判協議，近年的研究則指出只有1.8%的勞工受惠（「惟工新聞」2018.05.12.），遠低於國際水平。但今時今日在強資方，弱勞工的形勢下，兼且大企業核心勞工減少，與及非正規勞工大增下，這數字只會更少。取而代之是勞工處推出的勞資協商會及9個行業層面（飲食、水泥混凝土、建造、酒店及旅遊、物流、印刷、物業管理、零售及戲院等）的對話機制。中央的勞資協商，要算勞工顧問委員會（1927）。此委員會於省港大罷工後建立，早期只有僱主代表，其後擴展至勞資雙方。勞方代表在戰後全由政府委任，到如今有5位由工會界別選出，1位委任。工會無論大小都有同樣的選票，也不是全部由會員或打工仔直選產生。所以集團工會極容易操控選舉，早年勞工顧問多數由港九工團聯合總會派系出任（因工聯會杯葛），現今則由香港勞工社團聯會、香港工會聯合會及公務員工會所把持。政府為保持平衡局面，委任者多屬工團派，而工盟或獨立工會人士則受排斥。如今新工會不斷誕生，很可能改變這個力量對比。
表4/集團工會及人數（2018/2019年）
註解：①勞聯與職工盟的工會及人數有重叠。②工會人數有虛報，通常以七成為合格會員。
出處：香港職工會登記局：《香港職工會統計年報2018》、《香港職工會統計年報2019》（經作者修訂）。
勞顧會並不討論個別企業的勞資問題，它的作用是討論勞工立法及政策（如外勞），行業層面的勞資協商，參加者較為平均，有代表性的工會（包括工盟屬會），但所說的都是自願性原則的行為守則，未有觸及集體談判權的核心──工資。工資問題現由最低工資委員會處理，由勞資管及獨立人士出任，但只顧問低收入者的工資問題。最後一項是勞資協商會，此乃六七暴動後的產物，政府想用此來取代過往個別企業（主要是英資）的勞資談判，及主要是工聯會屬會地位。但是，資方反應並不積極，最高峰時報稱有50多間，勞工處也在80年代後不再大肆報導（Turner, 1980）。
但是，這度板斧資方也會重用，例如地鐵工潮後資方建立勞資協商會，用來淡化激進工會力量。現行的有實質性的集體談判個案，可以引用的只有數宗，例如大東電報局、國泰航空公司及太古汽水廠等，由於這些協議是「君子協議」（Glofcheski and Aslam, 2016），所以並無重大普遍性影響。至於公務員則可歸入協商類別，如紀律部隊評議會、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警察評議會等，及每個部門的「協商會」，但都屬於諮詢性質（Turner, 1980、Ng, 2015）。最後就剩下一些傳統行業或技能性，如電器、水泥、搭棚和紥鐵等協議。
總結
總的來說，從今次新工會運動中，有幾點觀察及總結，供同路人參考或進一步討論及集思廣益，將香港工運推上一層樓。
①新工會運動並不是這兩年才出現。自戰後數起己是第三波，第一波是1948年職工會條例頒布後，左派及右派紛紛組織或重組工會，在攀比下數目大增，有些個案是一夜之間工會轉莊，由掛「青天白日旗」變為掛「五星旗」，或經過武鬥後轉手（Lu, 2019、周奕，2013）。第二波是七八十年代公務員及白領的抗爭，成立了不少獨立工會，此起彼落數目超過一百間之多。後來它們還積極介入香港政治及社會事務，如政改、基本法草擬、天安門民主運動等（潘文瀚，2012、chiu, 2012）。第三波則由去年反修例引起的三罷，帶來組織新工會現象，與及工會參政（立法會、勞顧會、特首選委）議題（「工會脈膊」，2020）。
這個運動也不是香港獨享，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的1980年波蘭團結工會（Ost, 1990），台灣解嚴後1987年工運復興（陳晴敏，2011），與及最突出的1987年南韓新工會運動（Kwon and ’Donnell, 2019）及印尼的新工會運動（Panimbang, 2017）中得到啟發或借鏡，例如波蘭工運如何與教會、知識分子連線；南韓學生與進步力量如何有機結合工運等。
②在新自由主義思想泛濫下，強調去規管化及個人裝備自己或認命，不着重透過群體精神去改變社會（李峻嶸，2020）。全球工會備受打擊和排斥，有人甚至宣布工會己變成恐龍一樣會絶種，工會會員及組織率在發達國家不斷下降，而集體談判也被個體合約所取代。發展中國家的工會幹事被迫害甚至被殺的事（如菲律賓）（ITUC, 2020）層出不窮。
但是，我們肯定工會不是沉黙等待被宰的一群，這幾年來，勞工抗爭及新工會的興起及國際聯結的事例令人鼓舞。他們的組織手法創新，與及利用電子平台來聯繫群眾，教育會員。新工會運動還專注弱勢團體（如清潔工、家務助理、外勞等），及積極建立社區團結等，實踐「社運工會主義」方式去壯大工運（羅生福，2017、Nowak and other, 2018、Panimbang, 2017、O’Brien, 2019、Blano, 2019）。香港在工會組織率並不遜色，從人數上（雖然有水份）及比例上逐年增長，如今還達25%，比法國（10%）還多。但是，我們也不必自傲，因為還未達到有強大廠房及行業組織的地步。
表5/工會組織率（%）
出處：香港職工會登記局《香港職工會統計年報》各年（經作者整理）。
建造業、運輸業、公務員的入會率偏高，其一是自僱者（判頭）入會者多，如三行工人、的士/貨車司機，若用統計處另一口徑（只限打工仔/女）來計，則入會率地盤為（23%）、運輸為（38.8%），公務員則由於一人可參加多個工會，所以入會數字超過公務員總人數。至於製造業由於工會没有取消離職或去世會員名單，所以在入會人數上没有大減，反而從事製造業人員大減。
服務業中的餐飲酒店、資訊、金融、地產、科技等入會率都在10%或以下，而從以上數字可得知，香港工會還有漫漫長路要走。尤其是獨立工會，切忌一哄而起，一哄而散，要平衡好重工業（政策）輕工業（勞資糾紛）及農業（福利）之間的關係（司徒華，2011）。
③在全球化下資本無國界，勞工運動也應如此。所以跨國性工業行動及互相支持促生了國際工會。香港《職工會條例》對本地工會參加這些國際組織，尤其是政治組織也有規限，首先要獲會員大會的同意，其次是要得到職工會登記局或特首的批准。現時大約有50間工會加入國際工人組織，如工盟和工團加入ITUC（國際工會聯合會），華員會加入PSI（國際公務員聯會），國泰航空服務員工會加入ITF（國際運輸勞聯），太古飲料（香港）職工總會加入IUF（國際食品勞聯）等等。有些國際工會還在香港設有聯絡處，如UNI（國際網絡勞聯）、ITF（國際運輸勞聯）。在國安法的陰影下，香港工會與外國工會、勞工團體的交往，將會接受考驗。
這些國際組織，在協助推動香港獨立工會曾起過重大作用。而且他們利用本身的渠道，在不同層面推動勞工權益或支援香港的勞工運動。如ITUC等最近就違反集體談判權及罷工問題發表報告，或就李卓人被捕事件發表聲明。香港也是不少跨國企業（包括香港本身） 的基地，工會也應邀作出這些企業（尤其是中資）在海外投資而違反勞工事件反應，獨立工會也應責無旁貸（Pratap, 2014）。
④過往的勞工立法，過於傾斜個體勞動關係而不鼓吹集體談判權。例如欠缺集體談判權，就等於勞動者要「集體行乞」（collective begging）（Davis, 2004、ITUC, 2014）難以 奪回勞工的權益。所以我們要學前人一樣發起勞工立法運動（邱少暉，2013）。事實上，從人類社會勞動法的生成和發展歷史看來，任何一部不是透過勞動者在勞工運動中進行權益鬥爭所得到的，《勞動法》很可能不僅不是勞動者自身權利的保障（林良榮，n.d.）。這番話對我們的立法運動相當有作用。
參考資料
中文參考資料
〔美〕沃爾瑪•沙伊德爾著：《不平等社會》（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日〕平野義太郎著：《法律與階級鬥爭》（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田思路主編：《外國勞動法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林良榮著：〈我國勞動三權之發展現況與問題分析──歷史、結構與法律的分析途徑〉（高雄：高雄大學，n.d.）。
劉陽著：《香港勞工權益保障問題專題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
李峻嶸編：《青年「奴工」──廿一世紀初的香港故事》（香港：左翼21，2020）。
邱少暉著：《二十世紀中國工會法變遷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
林桂和著：《勞動與法律論文集Ⅰ》（台北：元照出版社有限公司，2014）。
林良榮、邱羽凡、張鑫隆著：《工會保護與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台北：勞動視野工作室，2012）。
陳晴敏等編：《工會春秋》（台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11）。
班小輝著：《平台經濟下集體勞動權的擴張及路徑》，載《法學》2020年第8期。
〔美〕葛雷、蘇利著，嚴麗娟譯：《你不知道的線上零工經濟》（台北：臉譜出版，2020）。
［英］史坦丁著，劉維人譯：《不穏定無產階級》（台北：面譜出版，2019）。
［法］羅生福著，劉維人譯：《民主藝匠》（台北：心靈工作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
陳明銶主編：《香港與中國工運縱橫》（香港：香港督敎工業委員會，1986）。
周奕：《香港工運史簡篇》（香港：利訊出版社，2013）。
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出版社，2009）。
周奕、伍錫康、梁寶霖、梁寶龍編：《粵港工人大融合──省港大罷工九十週年回顧論文集》（香港：香港社會保障學會、香港工運史研究小組，2017）。
梁寶龍著：《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7）。
潘文瀚、黃靜文、陳曙峰、陳敬慈、蒙兆達：《團結不折彎──香港獨立工運尋索40年》（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1）。
吳海傑、王迪安編：《香港動盪──法與治的歷史與文化解讀》（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20）。
司徒華：《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
葉蔚琳：《逆權車長》（香港：白卷出版社，2018）。
關笑華著：《空姐長毛──關笑華自傳》（香港：紅出版，2019）。
《工會脈膊》9月刊（香港：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2020）。
《工盟團結報》200年9月號（香港：香港職工會聯盟，2020）。
勞工處：《香港職工條例簡明指南》（香港：勞工處，n.d.）。
勞工處：《香港職工會統計年報2018》（香港：勞工處，2018）。
勞工處：《勞工處年報2018》（香港：勞工處，2018）。
新聞處：《香港年報2018》（香港：新聞處，2018）。
新聞處：《香港年報2019》（香港：新聞處，2019）。
英文參考資料
Rick Glofcheski; Farzana Aslam edited, Employment Law and Practic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Sweet & Maxwell, 2016.
Ng Sek Hong, Labour Law in Hong Kong. Wolters Kluwer Law & Business, 2015.
Joe England, and John Rear,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Law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中文譯本為〔英〕喬•英格蘭、約翰•里爾合著，劉進文、唐振彬譯：《香港的勞資關係與法律》（上海：上海翻譯出版公司出版社，1984）。
H. A. Turner edited, The Last Colony, But Who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Jong Nowak, Madumita Dutta, M, and Peter Birke, Workers’ Movements and Strikes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18.
Zuraidah Ibrahim, Jeffie Lam edited, Rebel City Hong Kong's Year of Water and Fir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20.
David Ost, Solidarity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politic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0.
Lu Yan, Crossed Path-Labour Activism and Colonial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1938-1958. Itaca: Cornell University, 2019.
Seung-Ho Kwon and Micheal O’Donnell,：The Chaebol and Labour in Korea, London: Routledge, 2019 .
A, C. L. Davis, Perspectives on Labour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ITUC）, The Right to Strike and ILO: The Legal Foundations. 2014.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ITUC）, Global Rights Index . Brussels, 2020.
Fahmi Panimbang edited,：Resistance on the Continent of Labour, Hong Kong: 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re. 2017.
Robert O'Brien, Labour International in the Global Sou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Yu Bin Chiu,：Haunted by the Past Organising the Future-independent Labour Movement in Hong Kong and Twain. Ph.D. Thesis, University Essex U.K., 2010 .
Evic Blane,：Red State Revolt. London verso. 2019.
Sarendra Pratap,：Emersing Trends in Factory in Asia. Hong Kong: AMRC, 2014 .
Au Loomg Yu,：Hong Kong in Revolt. London Pluto press, 2020.
網站
「惟工新聞」網址：https://wknews.org/
「眾新聞」網址：https://www.hkcnews.com/
鳴謝
本文得以完成得到下列各位賜教及協助，特此鳴謝：
伍錫康、陳敬慈、徐詠然、陳家偉、湯泳詩、梁寶龍、
職工盟各同人、香港社會保障學會眾同人等。
此文為初稿，歡迎留言作回應，修訂後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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