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9日，勞資審裁處(下稱：勞審處)裁決快遞平台公司Zeek與6名「定線配送員司機」屬僱傭關係。6名欠薪司機除了獲得勞工法例保障，討回欠薪、代通知金、假期工資之外，勞審處對平台公司與平台勞工的關係的理解和詮釋，也影響著全港平台勞工的權益。
向Zeek追討欠薪的司機有300多名。2023年12月，本關注組得悉，他們縱使獲勞審處裁決存在僱傭關係，卻不一定能獲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補償。適值12月19日立法會召開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數碼平台工作者的保障」，雖然會議未有觸及ZEEK案所反映出來的問題，但討論的多個事項，涉及政府對平台勞工的政策方向，本關注組亦十分留意，將向勞福局提出相關意見。
1. 追討欠薪甚艱難
2022年11月，快遞平台公司Zeek(下稱：Zeek公司)被揭發大規模欠薪，以配送員司機為主的數以百計員工 (下稱：Zeek司機)，循法律途徑追討欠薪及被解僱相關的補償。他們到勞工處落案時，要填寫基本資料，包括：職位、受僱期、工作時間、最後工作地點、糧期、計糧方式(件計/月計/週計/日計/時計/其他)，等等……員工提供這些資料理應沒有什麼困難，但對於Zeek司機來說，就十分困難――把定線送貨、搶更外賣員、搶單包派送貨、自由上線外賣員、包鐘送貨、自由上線搶單送貨、預約自由人（外賣），這7類Zeek司機的基本資料整理和羅列，並不容易。令Zeek司機更為難的，就是作為平台勞工，一切關於工資、工時、工作任務的紀錄及相關資料，全部存放於公司所操控的手機電子平台程式，而Zeek公司在欠薪之後，竟將大部份資料刪除。
大多數被欠薪的Zeek司機都為口奔馳，只在勞工處落案，然後等待消息，不願花時間和精力到勞審處落案追討。但也有一些Zeek司機為求公道，或者令自己的權益得到更確實的保障，決定花時間和精力到勞審處落案。勞審處對作為申索方的Zeek司機的舉證要求，比勞工處更為嚴格，除提供上述的基本資料外，還要提供很多資料，包括：雙方合約形式、終止合約的通知期、有沒有試用期、終止合約的方法、終止合約的原因、何以要申索，等等……而Zeek司機作為平台勞工，更需要提供其他類型工人所沒有的資料，包括：接受柯打的方式(從電子平台程式搶單/公司指派工作/包鐘/其他)、若拒絕柯打有什麼懲罰、司機如何向公司交代工作、公司如何監管司機，等等……正所謂「上法庭，要講證據」，勞審處要求Zeek司機就上述一切資料提出證據。Zeek公司在欠薪之後，將電子平台程式中大部份資料刪除，除非進行申索的Zeek司機一直保持習慣，保留了一切紙本單據，也將手機訊息截屏存檔，保存了工資、工時、工作任務的紀錄及相關資料，否則能提供的證據十分有限，唯有盡量回憶，估算大約開工日期及工資金額，但這當然會令法官有所疑問。
再者，縱使Zeek公司完全沒有刪除電子平台程式的資料，Zeek司機還要面對另一困難，就是要把這一切資料從手機中列印為紙本，提交給法庭作為證據！而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法官在庭上表示：「怎麼肯定你列印給法庭的這些，是來自你手機的資料呢？」連法官也不知如何是好！幸好，這位法官權宜處理，接受了「電子證據」，也就是法官檢視Zeek司機的手機，然而沒法在法庭記錄存檔，只能由法官作證。這位勞審處法官具有處理平台勞工案件的經驗，也遇上困難，可以想像得到，其他法官和勞工處官員處理同類個案會有更多難題。
2. 公司稱無力賠錢 員工申請基金
追討欠薪的員工到勞工處落案時，無論之後是否打算到勞審處落案，勞工處勞資關係科按都會既定程序，給該員工預早登記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以防公司破產清盤。勞審處5月審訊期間，Zeek公司代表就直言沒有資產，聲稱縱使勞方勝訴，也無力償還。
根據勞工處數字，逾300名Zeek司機循法律途徑追討欠薪。勞審處首先要界定這一群平台勞工到底與公司存在僱傭關係，還是「自僱」。勞審處法官首先裁決6名「定線配送員司機」屬僱傭關係，是為「測試案件」，之後以「測試案件」的裁決為準則，處理其他數以百計Zeek司機的追討，相信這個「測試案件」對於勞工處的判斷亦有所影響，以至影響Zeek案以外的其他平台勞工。勞工處的兩個部門「勞資關係科」及「薪酬保障科」直接處理Zeek案，前者負責處理勞資糾紛；後者負責處理及審核「破產欠薪保障基金」（下稱：基金）的申請。
3. 勞審處裁決
就Zeek公司與配送員之間是否存在僱傭關係，勞審處的判決考慮了11項因素，其中以「公司對配送員的控制權」爲最重要之因素。儘管不同類別配送員在選擇工作時間上有不同程度的自由，公司也透過電子平台程式系統監督配送員的工作表現，作爲管理配送員的主要方式。
以下歸納了勞審處2023年5月29日(6名Zeek司機申索案件)和9月28日(1名Zeek司機申索案件)兩份判詞中關於「控制」的要點，可見公司對配送員的控制程度極高，是勞審處裁定僱傭關係的重要因素：
工作指引由公司訂立，配送員必須遵守。
配送員不能爲服務定價，不能調整服務費，亦不可直接向客戶收取服務費。公司可任意操控工資計算和金額，配送員無權商議。
配送員必須使用電子平台程式工作，系統可追蹤配送員的上線時間、實時位置、提單時間、派送路線、送達時間。
配送員須透過電子平台程式與客戶溝通，系統可監督配送員與客戶的對話，以確保服務滿足公司要求。
如系統顯示配送員違反指引或表現欠佳（例如：延誤送遞、遲到、缺席、拒絕接單等），配送員會受懲罰，例如扣分、減少可選擇更份、減少可獲工作數量、服務費被調低、暫停「合作」、被列入黑名單，甚至封帳。懲罰可直接影響配送員的生計。
同樣地，現時在香港營運的主要外賣平台如Foodpanda、Deliveroo、KeeTa，亦給予外賣員不同程度「彈性工作」的「自由」，但均對外賣員有類似上述控制。即使外賣員可彈性選擇何時上線工作、何時離線，但只要一登入平台系統，上線工作，就在系統的追蹤、操控和懲罰機制下。那麼，外賣員能享有多少「自由」、「自主」？在平台系統面前，外賣員是真正的「自僱人士」、「獨立承包商」嗎？
6名司機勝訴後，繼續辦理申領基金的手續，包括宣誓等，至8月收到破欠寄來支票，討回大部份欠薪、代通知金、假期工資等。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期間，勞工處打算檢控Zeek公司欠薪，涉案司機協助提供證辭，Zeek公司仍未完成清盤。
4. 部份Zeek司機不獲破欠補償
從2022年11月開始，本關注組收到個別欠薪司機求助。勞審處裁決6名Zeek司機勝訴之後，有更多欠薪司機向本關注組求助，為此，關注組於2023年6月開設網上群組，協助約65名司機追薪，發現原來「定線配送員司機」原來有7類之多！本關注組對於各類Zeek司機能否獲勞審處根據「6名定線配送員司機測試案件」的準則裁決，感到憂慮。另一方面，縱使Zeek司機們在勞審處勝訴後，仍可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但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及勞工處會否讓他們通過批核，得到補償？
後來，本關注組協助約65名司機追薪之中，有12名需要緊貼跟進。至今，該12位司機當中，暫時共有6位案主的破欠申請被拒絕，勞工處薪酬保障科的理由是：他們的申請於「最後工作日之後的6個月後」提出，超出申請期限。另有1位司機的破欠申請部分獲批，獲批部分爲「代通知金」及「未放年假薪酬」，欠薪部分卻不獲批；據案主理解，原因與申請期限有關。
5. 三座大山
追討欠薪的Zeek司機，縱使獲勞審處裁決存在僱傭關係，卻不一定獲基金補償，突顯了平台勞工權益問題的三個主要方面：
l 法庭和勞工處對平台勞工性質的界定
如上述，本關注組所跟進的Zeek司機勞審處案件均勝訴，獲裁決有僱傭關係，而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及「薪酬保障科」，亦似乎都是根據「6名定線配送員司機測試案件」的準則，處理Zeek司機個案時，口徑一致，都沒有質疑與公司的僱傭關係。
勞審處裁決6名配送員司機屬僱傭關係，即是資方一直視員工為「自僱」是錯誤的，其實是「假自僱」，表面看來，彷彿分辨清楚「自僱」與「假自僱」，就可解決平台勞工的問題。但其他類型和工種的平台勞工，卻沒有多少機會涉及Zeek案般的事件，能夠獲得勞審處和勞工處「特事特辦」，口徑一致，界定為「僱傭關係」。按現時勞審處和勞工處的界定，只有「自僱」與「假自僱」兩個對立的極端狀況，凡越出「僱傭關係」的，就是「自僱」，不受保障。
就以最常見的外賣員來說，是最受公司操控的平台勞工，與Zeek案中的員工有類似之處，如：公司有絕對的薪金決定權，隨意調整外賣員薪酬及待遇；外賣員沒有商討的權利。外賣員上班要登入電子平台程式，公司監控他們的運輸路綫和送達時間，外賣員必須在指定時間内完成工作。而外賣員拒絕公司派發的訂單，會受被降低組別，減低單價(即減低薪酬)。若公司指外賣員違規，例如有客人投訴，送遞速度低於公司期待，外賣員會受懲罰，包括停工，甚至被取消工作帳號，不能再成為該公司的外賣員。外賣員將電子工作賬戶給「替工」使用，代為工作，也會被取消工作帳號。
平台勞工一般不需要承擔任何財政上的風險，他們按工作的數量計算薪酬，每日薪酬不同，外賣員亦不例外。
4類Zeek司機的勞審處案件均勝訴，獲裁決有僱傭關係，而勞工處亦沒有質疑。事實上，外賣員與Zeek司機的情況類似，從「6名定線配送員司機測試案件」的準則判斷，外賣員也可以是僱員。那麼，外賣平台公司以外賣員自僱為由，不承認其勞工權益的說法，也並非絕對。
勞福局對平台勞工權益的態度，影響著會否就此立法，以及勞工處和勞審處如何界定和對待平台勞工。
l 勞工法例落後於數碼年代
本關注組所跟進的Zeek司機勞審處案件均勝訴，獲裁決有僱傭關係，而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及「薪酬保障科」處理Zeek司機個案時，都沒有質疑與公司的僱傭關係。「薪酬保障科」更成功逼使Zeek公司交出所有員工薪酬紀錄，與Zeek司機核對。勞審處及勞工處對於Zeek司機僱傭關係的肯定，無疑是保障他們獲得法定權益的基礎。但先別高興，以Zeek案為例，就算配送員司機過五關斬六將，花時間上法庭打官司，並贏得法庭裁決其僱員身分，卻不代表平台勞工可享有與一般僱員對等的勞工保障。
多名Zeek司機獲勞審處裁定爲公司僱員，應獲欠薪賠償，但有Zeek司機卻不獲批破欠基金補償！勞工處的拒絕原因是，該Zeek司機於「最後工作日」後超過6個月才提出申請，錯失申請期限。
細看《破產欠薪保障條例》有關申請期限的部份條文，放在平台勞工的處境，會引起多個操作問題，做成混亂、不公：
《破產欠薪保障條例》
如公司結業並拖欠僱員工資、未放法定假日和年假錢、代通知金、遣散費，亦已有人向法院提出對僱主的破產或清盤呈請，僱員可向勞工處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補償。各個款項有不同申請限期，但限期計算卻難以應用於數碼平台勞工的處境，問題概略於下表：
拖欠款項 | 申請期限細節 | 平台勞工處境 |
工資、法定假日薪酬 | 申請必須於「服務的最後一天」後6個月內提出
保障範圍爲「服務的最後一天」前4個月內的工資和未放法定假日薪酬
| 服務期該如何計算？
斑馬欠薪案中，勞工處薪酬保障科詮釋「服務的最後一天」爲「最後工作日」，並以配送員完成最後一張單的日期作爲指標。
但以外賣員爲例，平台勞工的實際情況是，上線登入系統後，平台不一定會派單。而上線候命、等單的時間，是否應計作服務期間？若平台公司面臨結業，單量不斷減少，甚至多天不派單，但外賣員一直上線等單，該怎樣斷定何時是「服務的最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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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放年假薪酬、代通知金 | 申請必須於僱主「到期支付」該款項後6個月內提出 （註:根據僱傭條例，未放年假薪酬、代通知金等解僱補償，僱主須於合約終止日或合約到期日後 7 天內支付。） | 同上，除非公司向配送員發出解約通知，若平台以不斷減少單量、不派單的方式，令配送員失去工作，該如何斷定「合約終止日」，從而計算「到期支付」的日子? |
遣散費 | 申請必須於僱主「產生付款責任」後6個月內提出 （註：按僱傭條例，僱主的「付款責任」由僱員向其追討遣散費開始計算；而僱員則須於解僱 / 被停工後 3 個月內提出申索。） | 同上，若平台以不斷減少單量、不派單的方式令配送員失去工作，而沒有發出正式解約通知，「解僱日期」、「停工日期」應如何計算？ |
《僱傭條例》
對於平台勞工，上表《破產欠薪保障條例》引起的問題，在《僱傭條例》同樣出現。即使勞工處或法庭確認平台配送員的僱員身份，應享有《僱傭條例》賦予的勞工保障，條例操作上仍然會困難處處。以下是一些例子，可作參考：
例子 | 平台勞工的處境（以外賣員爲例） | 《僱傭條例》操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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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數 | 若是自由上線外賣員，是否以上線時間計算？但上線時間的數據不會於電子平台程式上顯示，配送員不能輕易取得。 | 工作時數決定是否符合418要求、享有連續性合約下的勞工保障。 |
平均日薪計算 | 外賣員的工資以件計，每日薪酬總額不同，隨工作時數、單量、單價、獎賞金額而浮動。
公司透過系統全面控制每位外賣員可獲派發的訂單數量、單價和獎賞金額，調整可隨時減低外賣員的每日收入。
| 如外賣員應獲得病假津貼、有薪假期、休息日，但現時平台公司可任意減薪，平均日薪該如何計算？ |
受僱開始日期、解僱日期 | 受僱開始日期，應以成功登記當日，第一天上線，還是接第一張單的日期計？
除非公司向配送員發出解約通知，若平台以不斷減少單量、不派單的方式，令配送員失去工作，應如何斷定解僱日期？ | 受僱、解僱日期，影響年資計算，即獲得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權利。 |
解僱通知期 | 假設通知期爲一個月，若公司向外賣員發出通知，將於一個月後解僱，但由於工作由公司經應用程式分配，外賣員處於被動位置，公司大可於該月派發極少訂單，甚至不派單，大幅減少外賣員於通知期的收入。 | 現時法例下通知期的作用等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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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勞工處及勞審處配套落後於數碼年代
三方面問題之中，以這方面比較容易處理，只要勞工處及勞審處改善行政和處理方法，就可解決上文所指出的，平台勞工追討權益時，所遇到的落案和舉證上的困難。本關注組曾與勞工處會談，作出反映。勞工處表示，如有平台工作者到勞資關係科查詢或求助，專責職員就會根據評估表格，與工作者一起討論和填寫資料。
另外，本關注組建議，勞工處和勞審處處理平台勞工案件時，可以攝錄取證，影片內容為申索人按勞工處和勞審處的落案程序操作手機，既錄取手機顯示的資料，亦證明為該平台勞工所持有。
6.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
12月19日立法會召開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數碼平台工作者的保障」，未有觸及ZEEK案所反映出來的問題，而勞福局提交文件表示，勞工處已委託政府統計處就本地平台工作者進行「主題性住戶統計」，結果要預計至2024年底至2025年初才會發布。今年4月和10月，本關注組與工業傷亡權益會與勞工處官員會面，處方已表示，將會與平台工人，平台公司和相關團體溝通，及搜集業內數據，研究如何改善問題。然而，在統計研究未有結果之前，勞福局卻在文件中表明「強制雙方以僱傭關係處理平台工作者的權益及福利事宜，或不利行業發展」，亦「可能會窒礙平台工作者現時享有的工作自主及彈性，或甚至影響平台工作者的收入」，而勞福局明言平台工作者與公司的「合作模式」「不斷演變」，「與一般僱傭關係不盡相同」。那麼，勞福局在偏向否定平台勞工僱員身份的同時，又是否打算另立新法，或推出其他政策，以保障他們的權益呢？勞福局並未有在文件透露方向。
7. 立法保障平台勞工
平台經濟從業員的勞工問題是世界性的，其癥結在於，「平台勞工」是一種新的勞動關係，既不被視為僱傭關係，亦不像自僱，身份游移在受僱和自僱之間，不受法律保障，但香港政府仍未有立法和制訂政策的方向和時間表。
香港平台勞工越來越多，他們的勞動彈性很大，看似自主性很強，十分自由，但所謂「自主、自由」實際上只剩下兩個選項：開工，任由操控；或，不開工，坐食山崩。尤其是送遞食物的外賣員，他們處於社會基層，很多是少數族裔，又或者是近年因疫情失業而轉業的人士。外賣是奔波勞碌的工作，長工時、收入不穩、就業無保障、且容易發生交通事故等……外賣員工作沉重，除了運用食物外，還要運送網上超市的貨品。雖然外賣員的苦況逐漸為公眾所了解，但公司視外賣員為自僱者，勞工法例對其沒有任何保障。
本關注組要求政府盡快訂定對平台勞工的政策方向，並且不應在未有充分資料和研究之前，便否定平台工作者具僱員身份。若政府依然如是，亦必需要另立新法，或推出其他政策，以全面保障平台勞工，當中包括及不僅止於以下的勞工權益：
1. 平台勞工有合理的工資水平保障。
2. 平台勞工享有病假、有薪假期和休息日；或根據上項，而不必過度工作，可以有合理的休息時間，等同於享有病假、有薪假期和休息日。
3. 平台勞工遇到工傷，公司有責任提供與《僱員補償條例》所規定的保障程度相若的賠償。
4. 平台勞工受《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保障，平台公司須承擔確保其工作安全及健康的法律責任。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外賣員權益關注組
2024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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