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主日 2022
當食物送遞員遇上葡萄園工人：
從勞工角度反思《馬太福音》20:1-16
經文：《馬太福音》20:1-16
2022年5月1日 (2022年 勞動節)
送餐服務
平台經濟已經慢慢成為香港人，特別是年青人生活不可或缺的部份。購物我們會網購，乘車會叫Uber或的士平台，點餐就找送餐平台。在疫情中，情況更加厲害。不單我們少去餐館進食，需要叫外賣；同時，也因部份行業停擺，或因經濟下滑，失業人口增加。由於送餐服務入行容易，而且個人履歷要求不高，不少失業大軍湧進送餐服務行業，中間更有不少是少數族裔，主要是巴基斯坦族群，其次是印度族群。
「自僱」形式的「自由」？
很多人都說送餐行業很自由，且具彈性，適合自己管理自己工作時間。然而，這種自由卻是以一種「自僱」形式存在，即送遞員自己完全承擔一切責任，而且也沒有勞工保障。當發生意外，也沒有工傷保障，只有一份低至一條人命約三十萬的意外保險。當中，最多就是為了準時「送單」，駕駛單車或電單車的「車手」在路上發生意外。2021年1至6月期間，發生了196宗與平台外賣員相關的交通意外，當中24宗屬嚴重受傷。所有個案都不視為工傷[1]。
在疫情期間，若然不幸感染疫症，平台公司可以立即封鎖有關工人的帳戶，即停止工作，沒有收入，即使患者已轉陰性，平台公司也不是立即重開帳戶，工人就一直不能工作。
工人以為可以按自己時間工作，何時上線，何時下線都是自己決定，殊不知，要爭取到好的工作時間及連續的工作時間，那就要完全接受平台公司派單指示，拒絕接單就會受到懲罰，從而取不到好的工作更份，直接影響工人收入。
上年11月，foodpanda的工潮中，工人跟資方商討，地域距離的計算問題，香港公司指這運算的準則完全是德國總公司設計及控制的，總公司只按他們的意向調控計算機的運作。由於地域距離跟派單費用有關，但德國總公司計算機運算只以地圖直線距離計算，而沒有處理不同地方實際的地理環境。有些地方直線距離不算遠，但實則路面距離是另一回事，因可能要繞一個大圈。
另一方面，由於加入做食物速遞員的人數越來越多，工作人口的增加，快過食物訂單的增長，造成平均每位工人接單數量減少，即收入減少。平台公司就繼續享受食物訂單增長帶來的利潤，而這中間的損失，卻由所有工人來承擔。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成立的外賣員權益關注組就foodpanda食物送遞員工收入，一直有作跟蹤調查[2]。
表一：foodpanda平均繁忙時段服務費總和走勢
表一顯示，foodpanda各種食物送遞員的平均繁忙時段服務費則由上年7月初一直下調，而在11月罷工後，下調才減緩，後來就在最低位徘徊。今年2月中至下旬有上調，但3月又向下調了。
服務費減少，同時收到的派單也減少，可說是雙重損失。曾是foodpanda 「步兵」的阿雯 (化名) 分享她對食物送遞員收入的看法[3]。
上線的時候，繁忙時段就如同碎片。我常常會超過一個小時沒有收到任何訂單。坐在公園裡，全神貫注等待系統響起派單提示音的時候，我會產生一種非常矛盾的感受：我似乎是在休息，因為我並沒有在派送訂單；但同時，我又似乎是在工作，因為我必須坐在這裡等待訂單，而且沒有辦法起身去做其他工作。
另外，在提取更分的時候，更分也如同碎片。foodpanda的步兵更份在一個半小時到三個小時之間。我不一定能搶到連續的更份，在我提取到的更與更之間，有可能隔了超過一個小時。在一個更分結束，另一個更分還沒有開始之前，我只能被動地「無薪」休息。如果時間尷尬，我根本就沒有辦法回家，只能坐在街頭等待時間流逝，無所事事。雖然沒有真正統計過，但我發現，在最近兩周，三個小時的更越來越少了，能提取到連貫的更分對我來說也越來越困難了。不斷的等待，是所有食物送遞員的經驗，但等待的時間，雖然一直看著手提電話的訊息，完全不能分心做其他事情，但這些等待的時間，不管有多長，都是沒有收入的。很多送遞員都苦笑說，有些時候，他們連最低工資的時薪都沒有。步兵阿雯說：
因為沒有基本時薪，若長時間沒有接到訂單，我的時薪將變得非常低。時薪降低的情況下，我唯有延長我的工作時長，以獲得讓我滿意的薪酬。這不但讓我的生活衹剩下工作，還讓我感到極度勞累[4]。葡萄園工人的比喻
食物送遞員的情況跟耶穌時代的零散工人情況很相近。當時由於羅馬政府苛捐雜稅，很多猶太人要借貸納稅，不少小農民被迫變賣自己僅有的土地還債[5]。正因這樣，當時猶太社群出現了大量每天一清早就到市集，等待人招做「散工」的零散工。他們一天大約能賺取一天家庭的開支 [一個銀幣 (a denarius)] 。這些人朝不保夕，需要每天工作，沒得休息，不然，他們及家人就要捱餓。這就是《馬太福音》20:1-16「葡萄園工人的比喻」的社會背景。
葡萄園主人跟清早工作的工人約定工資(20:2)，一個銀幣就是工人一家一天的需要，用今天的說法，這是生活工資 (living wage)。然而，能夠一大清早(約早上6時) 就被聘用，一般是較有手藝、較年青力壯或較有人脈關係的工人。聖經學者指出「葡萄園工人的比喻」在具體描述，跟耶穌當時招工的情況是有些不同，因為當時葡萄園主或其他主人招「散工」，不會自己走到市集招工，而是透過中介或管事人去招工，也是中介人跟工人商討及派發工資 (即20:8所述那管事的人)[6] 。所以，若跟這些中介人關係較深，自然就較早被分派工作。
工人苦候工作
有聖經學者認為《馬太福音》編者對比喻的細節沒有多大注重，特別編者只關注《馬太福音》20:16那句總結的語句，對那些閱讀《馬太福音》的信仰群體的意義：「那些居後的，將要在先，在先的，將要居後。」[7]。聖經學者管戴 (R.H. Gundry) 認為這關係到閱讀《馬太福音》的信仰群體的本身矛盾。這群體應該是猶太人及外邦人混雜一起，有說可能在安提阿一帶。猶太基督徒及外邦基督徒出現的矛盾，這比喻就是回應這群體的內部衝突[8]。
這種輕忽比喻細節可能不只是《馬太福音》的編者，也可能聖經學者也是如此。部份學者認為「葡萄園工人的比喻」是講述天國的比喻，所以，不需要太注意比喻中每個細節，只要注意比喻的主要思想就可以。例如葡萄園主去多少次市集招工人，這只不過是要豐富故事的情節，點綴故事劇情[9]。不過，這是學者沒有從等待工作的工人的處境去看事情。比喻沒有解釋為何還有很多工人在市集等待工作。但這應該是耶穌時代常見的事情，就是工人供過於求，用今天的說法，就是大量人失業。
正如上文所述，能夠在清早就找到工作，個人應該擁有較好的條件。對那些較遲才得到工作的人，他們應該本身條件較差，可能是年老體弱、沒技能、沒人事的介紹。葡萄園主問那些工人，「為什麼整天站在這裡無所事事呢？」(20:6)，這表示這些人不是懶惰，而是整天在市集等人給予工作，但他們的回答卻是何等悲苦：「因為沒有人僱用我們。」(20:7)
他們一直等工作。這情況應該是常常發生，因為他們本身條件較差。換句話說，他們及家人常常捱餓，因為即使他們最後得到工作，他們也得不到他們及家人一天所需費用。即是如此，他們仍然等下去，即使去到下午5時，跟下班還只有一小時，他們所得一定很少，可能連一天所需十分之一都不到，但工人全家就是依賴這微薄的收入渡過一天，翌日等待他們或許還是同樣悲苦的際遇。工人面對的困難，一是毫無收入，或是不停的等待工作。葡萄園主不斷去市集招工，對這群較弱勢的工人來說，真是「好消息」。
這跟食物送遞員豈不是一樣嗎？他們整天在等待送單的訊息。看似「整天在這裡無所事事」(太20:6)，但他們就是等待工作。這種「等待」是很磨人的。正如步兵阿雯所說：「我常常會超過一個小時沒有收到任何訂單。坐在公園裡，全神貫注等待系統響起派單提示音......」。這樣的等待，要有工作的準備，卻又不算工作，因為「等待」是沒有收入的[10]。
工人抗議
「葡萄園工人的比喻」最令人爭議之處，就是那大清早進入葡萄園工作的工人，跟後來才進入葡萄園工作的工人，甚至只工作一小時的工人，都同樣得到相同的酬報：一個銀幣。因此，那最先工作的工人向葡萄園主投訴 (20:11)。太20:11的「埋怨」原文是「嚴厲地抗議」[11]。從比喻的情節安排來看，這本是葡萄園主刻意挑起最早工作的工人的期望。若然比喻只想表達葡萄園主的慷概，那應該是先付早來的工人，讓他們先走，這樣稍遲的工人，甚至最後一批的工人只有稱謝園主的慷慨，而不會投訴，甚至抗議[12]。這樣工人的抗議是比喻刻意的情節安排，為要回應比喻的結論：「那些居後的，將要在先，在先的，將要居後。」(20:16)
歷代基督徒都在解釋這爭議的情節。教會一般接受這比喻是《馬太福音》中的保羅思想，就是上主的恩典及人的善工的對立。馬丁路德認為這比喻是要摒棄任何人的功德，而單獨高舉上主的恩典[13]。西方教會不同信仰傳統，包括天主教，大致也是將最早工作的工人看為代表「功德」的一面，而後來的工人代表「恩典」的世界[14] (葡萄園主沒有跟後來的工人確定具體薪酬，由於他們的工作時間應該得不到一個銀幣，所以，這全是上主的恩典)。
今天的聖經學者多不從這種上主恩典和人的功德對立的角度去看這比喻，也不抽離比喻的具體經濟及勞工的處境。事實上，即使葡萄園主沒有跟後來工作的工人訂上具體的工資協議，但他承諾會給他們「公道的工資」(20:4)。所以，即使後來的工人得到多於他們勞力的付出，但至少部份是他們應得的工資。所以，那相同的報酬只能說既是工作的報償，也是園主的恩慈[15]。
但是怎樣解釋最早工作的工人的抗議呢？聖經學者一般都接受天國的價值不是人可以工作回報的計算去了解，天國的回報遠超人的期待及想像。聖經學者指最早工作的工人的抗議，是對比他們更軟弱，個人條件更差的後來工人的苛刻，對別人苦難視而不見。這應是耶穌這比喻最早的處境，就是要指那些法利賽人看不到社會貧苦者的苦難[16]。
「合約精神」，你情我願?
這種了解，對最早工作的工人的抗議總是負面的。然而，這是沒有從工人處境去看這事情。教會傳統或聖經學者都接受天國的價值不是一種「多勞多得」的計算，但葡萄園主對最早工作的工人的回答，就是一種「計算的公義」(commutative justice)。園主說：「朋友，我並沒有佔你便宜。你不是同意每天一塊銀幣的工資嗎？」(20:13) 園主付了他自己跟工人的約定，所以他是公義。用今天的說法，這是「合約精神」(the principle of contract)。
然而這種「合約精神」看似公道，「你情我願」，實則這是一種極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僱主開了工價，工人不是可以「討價還價」，而是只有「做或不做」的選擇。不做，就沒收入，自己及家人捱餓。這就是耶穌時代零散工的困苦。事實上，為何工人對收入那麼緊張，是因為當時環境，將整個家庭的需要看為個人的責任，工人工作為了養家。他們已失去土地，可能還欠債，甚或子女已典賣為奴隸。社會對他們沒有責任，一切都是工人自己的事，所以，工人必須重視一分一毫，這是缺乏「社會保障」的問題。
在耶穌時代，葡萄園主及其他主人某程度就是這種「個人承擔一切責任」的文化的鞏固者。他們擁有資源，是他們訂定工資，工人只可思考「做與不做」，一是沒錢養活家人，還是接受僱主的工資。僱主跟工人約定了一天工資，讓工人養家活兒，那社會不但沒有責任，還可能是僱主大大的恩典，所以，葡萄園主回答最早工作的工人，「我根據『合約精神』，給你們約定的工價，你們為何抗議？」，但這工價是否合理，就沒人問了。
在這「今天不知明天」的狀況，能期望有多一點報酬，為何不爭取？今天可以溫飽，那明天、後天又如何？不是每天都可以掙到足夠金錢養家。除非社會給予他們及他們家人足夠的保護，空言說那最早來工作的工人，對後來更軟弱的工人不夠關心，甚至苛刻，那只是沒看到社會不給予整體弱小的保障。那種「合約精神」不單不是公義，還可能是剝削工人的事情。
今天的食物送遞員對這情況應該心有同感。平台公司說跟送遞員簽有合約 (不是僱傭合約)，大家「你情我願」，但平台公司掌控一切，送遞員只有「聽話」接單，不然，另一選擇就是不做。這「合約精神」還讓平台公司，隨時調低工人單價，關閉工人工作帳戶，一切都是按「合約」而做，不需賠償，但誰掌控這個合約，就沒人去問了。
工人間的關係：衝突？隔閡？共融？
耶穌說「葡萄園工人的比喻」的背景，一般指法利賽人是那群最早工作的工人，而後來的工人就是社會的弱勢人士[17]。然而，不論最早工作的工人，或是後來的工人，他們都是那群等待工作的失業大軍，他們都在社會的底層。但從社會權力及地位來說，法利賽人是當時社會的菁英及領袖，而社會弱勢人士則是等待援助的人。所以，這跟比喻中工人間的兩批人士是不配合的。
《馬太福音》編者處理這比喻時，心裡想著那閱讀《馬太福音》的信仰群體的內部衝突。他們雖然都是受迫害的基督徒，但最先的猶太信徒跟後來的外邦信徒出現衝突[18]。這情況跟比喻的兩群工人的分隔更加貼切。從工人的角度，我們看到兩批工人，可能因個人條件或社會關係的不同，在找工作時出現不同的情況，也因而發生隔閡。
這情況也正是香港食物送遞員的情況，香港食物送遞員分有華人及少數族群。在香港，少數族裔因為語言、文字、教育、宗教及文化的原因，在就業上，一直是處於劣勢。由於食物送遞行業要求個人學歷及條件較低，少數族群較容易入職，因此他們很容易就將食物送遞看為長遠的工作。而華人則不少因為疫情經濟下滑才加入食物送遞的行列。兩個族群背景、語言、文化，以致加入食物送遞行業的動機都不同，惟一相同就是賺錢養活自己及家人。華人及少數族群各自在自己社群生活，很少走在一起。2020年Deliveroo及2021年foodpanda的大罷工，都是少數族裔主導，華人相對很少參與。當時，確實有少數族群埋怨華人不參加罷工。但亦有說，在2021年foodpanda的罷工中，其實華人有參與「拒接單」的運動，這才能迫使foodpanda管理層那麼快跟工人談判。
華人及少數族裔因著本身的情況，各有自己的社群，本是無可厚非，而且香港還未出現種族的衝突，但隔閡確實存在，這對香港整體送餐服務的勞工運動，以致整體社會共融，還是會有一定的影響。
總結
1. 聖經世界與今天世界的相遇
學者指出聖經的比喻是一個場境，我們閱讀比喻時，我們同時也藉經文，(1)與經文背後的世界，(2)與最初講這比喻的人及他的世界，(3)也跟編輯這比喻的人及他的世界，(4)更跟歷代解釋這比喻的群體相遇及對話。我們同時也將自己的世界跟經文不同層次的社會背景對話[19]。藉聖經的分析，我們發現耶穌講「葡萄園工人的比喻」時的社會背景，看見那群失去土地，欠債並失業的零散工，及社會如何將責任完全放在他們自己身上。我們看到耶穌面對的法利賽人及那時社會的貧苦者，我們同時亦看到《馬太福音》編者所關心那閱讀《馬太福音》的信仰群體的內部紛爭。我們以現今勞工的角度閱讀這比喻，讓我們更能為耶穌時代那群失業的零散工發聲。同時，耶穌時代失業的零散工的苦情，亦將香港今天的食物送遞員的困難呈現出來，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中，找到共鳴。
2. 「葡萄園工人的比喻」透視出來的勞工問題
「葡萄園工人的比喻」是少數講及工人及工資關係的比喻。葡萄園主給每個工人一個「公道的工資」(right reward)，就是工人可以養家的工資 (living wage)。明顯地，這「公道的工資」是按工人的需要而衡量，而不是由僱主的利益而衡量，但這正是今天食物送遞員面對的問題，平台公司不斷調低單價，增加自己的利潤。
不過，我們看到耶穌時代的零散工，他們面對的問題不只是工資的問題，背後還有政治上苛捐雜稅，放貸而奪取別人土地，甚至使人為奴的財主，更將工人一切的苦困看為工人自身的問題的經濟文化，從而不需問社群對這些人的責任，用今天的說法，沒有令人可以安穩生活的社會保障。
這同時令我們看到今天食物送遞員的問題，單價不斷調低，平台公司利潤不斷增加，但那肯定不是「公道的工資」，更不知是否能養活一家的「生活工資」。食物送遞員「自僱」的情況，正是平台公司將一切責任推回給工人，而沒有任何勞工及社會保障。他們連強積金也沒有，跟耶穌時代那些零散工一樣，朝不保夕。
3. 猶太社群的處境：「禧年」的盼望
正如上文所說，教會傳統多從教義解釋這比喻，甚至看最早工作的工人的抱怨，就是猶太人對基督徒的仇視[20]。我們很少將這比喻放回耶穌時代的猶太處境去了解這比喻。我們不要忘記，耶穌是一個猶太拉比，他具體在猶太文化中生活。這比喻的背景全是耶穌時代的猶太人所熟悉的。類似的比喻也在其他猶太拉比的教導中看到，相信這比喻是當時猶太人熟悉的故事[21]。
學者利百慈 (Karen Lebacqz) 指出，耶穌這比喻的背景，當時的猶太人是很了解，這群失去土地的零散工，是因為欠債而賣地，甚至典賣自己兒女為奴。本來律法規定，在禧年就要歸還土地、債務取消、釋放奴隸 (利25:8-13)，但看來沒有執行。利百慈引用聖經學者尤德 (John H. Yoder) 所述，當時猶太人講及債務及賣地，其實同時勾起他們對「禧年」的盼望。在禧年中，人得到釋放、債務免除、土地歸還、外地人得到照顧，社群及個人都可以有新的開始[22]。對「禧年」的盼望及要求一直是猶太人不斷要求社會公義的基礎，令那些困苦的弱勢社群看到希望。今天，教會如何好像耶穌所說的 (路4:16-21)，將「上主悅納人的禧年」實現在今天的香港，讓工人不再成為經濟的奴隸，不用為養家而欠債，在我們社群的少數族裔不會被排擠？
注釋：
[1]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外賣速遞員的工作代價」，《勞LOOK天地間》，103期 (2022/02)，頁2。 [2] 外賣員權益關注組：「熊貓 (foodpanda) 服務費監測表」(2022年4月10日更新) https://wandering-cymbal-c2e.notion.site/foodpanda-Service-Fees-Tracker-fe887c13b13b4c079e577a745cd46f61#c5c889b96b064b818df29f4fb6340bf5, 2022年4月11日查閱。 [3] 「步兵手記05減薪、轉制：揭開外送業『多勞多得』的面紗」(2021年5月11日)。https://matters.news/@LabourChina/%E6%AD%A5%E5%85%B5%E6%89%8B%E8%A8%9805-%E6%B8%9B%E8%96%AA-%E8%BD%89%E5%88%B6-%E6%8F%AD%E9%96%8B%E5%A4%96%E9%80%81%E6%A5%AD-%E5%A4%9A%E5%8B%9E%E5%A4%9A%E5%BE%97-%E7%9A%84%E9%9D%A2%E7%B4%97-bafyreienwaak73za42kmv44qgfcso2gaavmnqhkj7jzp6obpajzn46nluy, 2022年4月11日查閱。 [4] 同上。 [5] “The Laborers in the Vineyard (Matthew 20:1-16)”, https://www.theologyofwork.org/new-testament/matthew/living-in-the-new-kingdom-matthew-18-25/the-laborers-in-the-vineyard-matthew-201-16, 2022年4月11日查閱。 [6] Jean-Claude Loba-Mkole, “Beyond Just Wages: An Intercultural Analysis of Matthew 20:1-16”, Journal of Early Christian History, Vol 4, No. 1 (2014), p.127. [7] 此文引用的聖經經文，皆出自《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8] R. H. Gundry, Matthew: A Commentary on His Handbook for a Mixed Church under Persecu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pp.398-399. See Jean-Claude Loba-Mkole, “Beyond Just Wages: An Intercultural Analysis of Matthew 20:1-16”, pp.127-128. [9] Francis J. Caponi, “Thomas Aquinas on the Parable of the Late-Come Workers (Matthew 20:1-16)”, Journal of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Vol 12 No. 1 (2018), p. 99. [10] 「步兵手記05減薪、轉制：揭開外送業『多勞多得』的面紗」(2021年5月11日)。 [11] Jean-Claude Loba-Mkole, “Beyond Just Wages: An Intercultural Analysis of Matthew 20:1-16”, pp.125-126. [12] Karen Lebacqz, “Justice, Economics, and the Uncomfortable Kingdom: Reflections on Matthew 20:1-16”, The Annual of the Society of Christian Ethics, Vol. 3 (1983), pp.33-34. [13] Francis J. Caponi, “Thomas Aquinas on the Parable of the Late-Come Workers (Matthew 20:1-16)”, p. 94. [14] Jean-Claude Loba-Mkole, “Beyond Just Wages: An Intercultural Analysis of Matthew 20:1-16”, pp.123-124. [15] Francis J. Caponi, “Thomas Aquinas on the Parable of the Late-Come Workers (Matthew 20:1-16)”, p. 96. [16] Karen Lebacqz, “Justice, Economics, and the Uncomfortable Kingdom: Reflections on Matthew 20:1-16”, pp.34-35. [17] 同上。 [18] Jean-Claude Loba-Mkole, “Beyond Just Wages: An Intercultural Analysis of Matthew 20:1-16”, pp.127-128. [19] 同上文，頁114-117。 [20] Francis J. Caponi, “Thomas Aquinas on the Parable of the Late-Come Workers (Matthew 20:1-16)”, p. 108. [21] Rabbi Ze 'era 在其老師Rabbi Bun bar Hijja 的葬禮 (約公元325年) 中講過類似的比喻，但卻強調人的努力。至於另一些猶太拉比類似的比喻就強調上主的恩典。見 Jean-Claude Loba-Mkole, “Beyond Just Wages: An Intercultural Analysis of Matthew 20:1-16”, p.129. [22] John H. Yoder, The Politics of Jesu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2), ch.3. See Karen Lebacqz, “Justice, Economics, and the Uncomfortable Kingdom: Reflections on Matthew 20:1-16”, pp.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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